来源：国防参考  时间：2015-01-30

    中国崛起正处在最为关键时期，机遇比预想的要大

    当今世界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总体对我国崛起有利。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亚太地区不仅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火车头，也成为世界政治、外交和安全的重心，主要大国都把战略重点向亚太转移或倾斜，这大大提升了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也为我国拓展外交影响和参与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提供了机遇。

    另外，全球金融危机、乌克兰危机、中东乱局、“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兴起、伊拉克和叙利亚内战、南亚恐怖主义威胁加重等重大国际事件均表明，二战后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政治外交体系、安全体系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新需要，“ 全球治理” 紧迫地提上了世界各国的战略日程。G20、“金砖国家首脑峰会”等发展中国家参与或主导的治理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中的地位愈加突出。总体来看，国际形势出现的大变局对中国和平崛起是有利的。

    近年来，我国在国际社会积极主动作为，在倡导“中国理念”、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提供“公共产品” 等方面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在周边关系上，由过去的“三邻”政策向“亲、诚、惠、荣”的方向发展，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义利观”和“亚洲安全观”；“一带一路”已经正式启动，涉及至少40 多个国家，这一战略布局意义重大。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布局，也是外交布局，不仅是周边布局，也是全球布局，其战略意义不亚于当年“三个世界”的划分。这一构想为中国这条巨龙插上了两只翅膀，建设好了，巨龙就可以飞得更高更远。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了总体和平、合作、共赢而不是战争、对抗、孤立的国际大环境，中国面临的机遇比预想的要大。

    中国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明显增多，安全困境进一步凸显

    所谓“安全困境”，就是一国增强自我安全的行为（如增强实力和军力）会不自觉地相对降低他国安全，从而使他国为了自身安全竭力增加实力，以至卷入安全竞争的恶性循环之中，国际体系因此而动荡不宁，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也难以避免。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正因为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到了最后冲刺阶段， 也意味着进入了最艰难的一个时期， 即高风险期。中国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大大增加，安全困境也进一步凸显。这种压力来自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综合来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冲突或战争的风险加大。近年来，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并未给我国周边安全带来预想的红利，中国周边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热点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一现象说明，在世界主要大国基本不面临军事冲突或战争危险的情况下，未来10~20 年内，我国卷入冲突或战争的风险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

    中国今天面临的对手多元、威胁多样，周边摩擦增多，热点难以预测和掌控。比如：围绕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在不同方向就面临多重挑战。在西南方向有中印边界争端，在东南方向有南海争端，在东海有钓鱼岛和海洋划界、油气资源开发争端，在朝鲜半岛也有各种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而且，美国插手干预甚至介入我国周边所有热点冲突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美国既接触合作、又防范遏制中国的两手政策没有改变，新时期又增加了“规制中国”的设想，我国来自于美国的安全压力将始终存在。

    2传统与非传统威胁交织并发，互相转化。近年来，我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加重，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挑战也更加突出，两种安全威胁同步上升，这在过去是比较罕见的。

    我国直接面临许多非传统威胁挑战， 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网络攻击、太空武器竞赛、“三股势力”、恐怖袭击、能源短缺、气候变化、海外公民和企业的安全保障、走私贩毒、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等。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和运输安全问题严峻；核扩散、核材料流失和走私风险增大；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网络安全问题日趋严重。上述一些非传统安全挑战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转化为传统的军事安全问题，从而引发冲突或战争。

    3国内安全威胁与国际安全挑战相互影响渗透，继而引发重大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近年来，国内学界始终在争论一个问题，即未来我国可能发生的重大危机到底来自于国内还是国外？有人认为主要是来自于国内，如民族宗教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引发的社会危机。也有人认为主要来自于国外，如颜色革命、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主权或领土争端引发的国家间冲突。但未来引发重大危机的导火索可能既不是单纯的国内问题，也不是直接的外部因素，很可能是国内与国际互动所导致的，即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与国际问题的国内化，是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导致的结果。对这一点，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必须想方设法斩断外部与内部不稳定因素结合的桥梁和纽带。

    4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防范和戒备明显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防范和戒备明显增强。总的来看，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防范和戒备比过去明显增强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快速发展引起了更多的疑虑，另一方面也有美国和一些国家别有用心、推波助澜的因素，当然亦有我国正当维护主权和权益、被迫反制所导致的一些反弹。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有人说这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机遇，特别是有利于减轻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可以冲击、干扰或迟滞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我国解决南海、东海问题创造机遇。甚至有人提出，乌克兰危机可能给中国带来第三个十年发展机遇期。但一年多来，我们看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没有因乌克兰危机而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在这场危机中，俄罗斯采取的强硬举措特别是克里米亚公投入俄，刺激了美国的神经。

    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把克里米亚模式复制到南海或周边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从而利用乌克兰危机和俄美关系紧张，达到“获得”领土的目的。基于这样的判断，美国一年来多次强调不会因为乌克兰问题而改变“亚太再平衡”战略，更不会因为对俄制裁而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并多次明里暗里警告中国不要轻举妄动。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从三个层面突破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是历史上大国崛起时面临的普遍问题，并非中国所特有。但有两个规律性现象值得我们重视：一是越接近崛起目标，安全困境就愈加凸显，无一例外。二是历史上崛起国在遭到守成国打压时，多采取战争手段，但结果往往是守成国被削弱，崛起国遭遇夭折，另一个相对超脱的大国走上历史舞台，即真正崛起为新的强国的国家都是所谓“第三者”，或者说“渔人得利”。

    如从17世纪上半叶到18世纪初，法国一直是欧洲多次战争中的主角，它先后同传统强国西班牙、荷兰及欧洲多数大国直接交战，但结果却是英国成为了最大得益者，并一跃成为世界头等强国。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气势汹汹的德国向国际秩序发起挑战，最终却是迟迟参战的美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并在二战后成为新的世界霸主。

    20世纪70年代，西方战略学界就开始探讨解决安全困境的路径和办法。很多学者认为：安全困境的根源是互不信任。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会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必然的。所以要做到国家之间的完全信任几乎不可能，这是由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本质决定的。安全困境虽不可根除， 却可以缓解，而缓解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建立某种机制（包括国际法律、国际规则、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来加强相互信任，减少猜疑和误判。

    历史上大国崛起主要有两种战略选择：“搭车”（即搭霸权国的便车） 与战争，并都付出了沉重代价，而中国的大战略是和平发展、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对于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不能将其理解成宣传口号，也不能看作权宜之计。这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国梦之所系。习主席反复强调，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就是要竭力避免重蹈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战争覆辙。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具体战略和策略上努力缓解安全困境，想方设法突破这一瓶颈。

    从大的方面看，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战略，就是与守成大国直接对抗的方式；另一种就是间接战略，即通过迂回的方式，既合作又斗争，实现大国崛起。显然我们应该采取第二种战略即间接战略。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不仅是接触合作加防范遏制，更多的是采取规制的办法来约束中国，并做好了规制失败的准备。美国的规制也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开辟了中美斗争的新领域， 即给我国提供了在融入现有体系时改造机制、改变规则的机遇。我们应通过长期努力，争取创建新机制，制定新规则。在这个过程中，要时刻做好危机管控，处理好与美可能发生的各种摩擦和冲突，避免小危机升级为大危机，小冲突演变为大战争。

    所以，不能将今天的中美斗争仅仅理解为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它具有更加广泛的含义，包括围绕机制建立和规则制定的斗争，这将为中国和平崛起赢得时间。

    因此，在突破安全困境的路径上，应从三个层面入手。

    一是与美国关系层面，通过与美国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等利益关系， 达成真正牵制美国的目的。在利益捆绑中，逐步实现美对中依赖大于中对美依赖，使美国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所造成的损害达到其难以承受的程度，就有可能避免两国最终摊牌，我国面临的安全困境也将得以突破。

    二是在国际层面，实行加强合作与坚定维护主权并行的政策，做到两手抓、两手硬。2014 年，我国在加强国际合作方面做了许多新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提出“一带一路” 战略，主办APEC 会议，设立金砖国家基金、丝路基金，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等。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在2014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达成的协议，也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创设的银行，意味着经济总量占到全球21%、拥有全世界40% 外汇储备的金砖国家，在全球金融架构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还应给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不仅是经济金融和贸易产品，也应考虑提供公共安全产品，以此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

    三是在国内层面，做大做强军事实力，这是最终突破困境的唯一途径。表面上看，新兴国家军事实力的增强是引发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但实质上，新兴大国军事实力与守成大国存在一定差距才是崛起国安全困境的根本原因。所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加快发展，实现强军目标。当新兴国家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真正达到让守成大国不敢妄动时，安全困境也就不攻自破了。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战略决心、战略意志、战略勇气、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

    缓解和突破安全困境，要以习主席“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这是我们今天思考如何突破安全困境的根本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要求我们用总体的而不是单一的、辩证的而不是孤立的、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观点来看待安全问题，筹划安全战略。筹划和实施安全战略，不是简单地将各种安全举措相加，而是将各种举措相乘，做乘法；也不是将各个安全部门的职能简单地综合，而应该将过去各个安全部门的职能收指成拳，形成合力。在此基础上，逐渐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突破安全困境，保障国家的和平发展。

    (作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孟祥青)